隨後蔡英文總統與郭台銘先後出訪美國,更讓國人強烈意識到侯友宜對外交事務的冷漠與缺席,從而激起「侯降郭升」的民調趨勢。
甚至公車司機與計程車司機,則以安全性與對遊客不禮貌為由,糾正穿著木屐上班。還可留言與作者、記者、編輯討論文章內容。
文:台灣服飾誌 我們一提起「木屐」,總是會先想起日本。「現在已經不會有禁止木屐入內的告示了」,有人稱讚也有人感嘆。即使到二戰結束,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後,台灣人穿木屐的習慣也沒有改變。而更早的1946年,教育廳則更明訂在校學生不允許穿著木屐,除了革除日本統治的習慣,露出的腳趾,與走動的喀喀聲更有礙觀瞻。而台灣的木屐風情,則到1960年代末期開始衰退。
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。在成衣業還不盛行的年代,木屐也是可以辨認人的方式。這麼做靠譜嗎?讓我們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。
絕大多數大家叫得上名字的科學家,比如牛頓、達爾文、法拉第、圖靈、愛因斯坦和霍金等等都是這樣的人。就拿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來説,核裂變現象雖然是在1938年被德國科學家首先發現的,其原理也很快就得到了圓滿的解釋,但假如人類要想控制核裂變,把核能轉變為可以利用的能源形式,光知道核裂變的原理還不行,還有很多技術細節需要通過實驗來完善,而這些細節無一例外都是硬科學。在所謂的「小科學」時代,一名科學家所要做的,就是選擇一個大自然未解之謎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,通過獨立思考提出假説,再設計出一個可行的實驗方案去驗證自己提出的假説,甚至還需要自己去籌措實驗經費。曼哈頓計劃則正好相反,從一開始這項計劃的目標就十分明確,實現目標的手段和方法也大致清楚了,只剩下一些細節需要完善,甚至連完成計劃的時間表都已寫好,大家只要按部就班照著去做就行了。
從某種意義上説,此次改組恰好説明中國領導人終於意識到中國的科技實力有限,尚不具備獨立開發新賽道的能力,只能想辦法在原有的賽道上彎道超車,而舉國體制正是彎道超車的最佳策略——起碼他們是這麼認為的。分析家指出,這麼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應對西方國家對中國高科技企業「卡脖子」的問題,希望通過大幅度增加科技部的戰略規劃權和資金分配權,迅速提升中國的科技實力和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。
文:袁越 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二中全會通過了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》,第一條就是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。在嚐到了甜頭之後,美國政府又先後啟動了阿波羅登月計劃、人類基因組計劃和引力波觀測計劃等很多龐大的科研項目,均取得了不錯的成績。美國和歐盟都曾搞過「舉國體制」,集中力量攻堅科研大項目 首先,如果只從提升科技實力的角度來看,舉國體制是有一定優勢的。事實上,最早嘗試用舉國體制來搞科研的恰恰是美國,這就是大名鼎鼎的「曼哈頓計劃」。
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歐盟於2013年初撥款12.9億歐元啟動的「人腦計劃」(Human Brain Project)。相比之下,無論是曼哈頓計劃還是阿波羅登月計劃,你都找不出一個能夠統領一切的科學家,因為它們都是政府項目,真正的領軍人物其實是來自政府相關機構的項目負責人。曼哈頓計劃可以説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,它改變了科學界早已成型的研究規範和模式,科學家在科研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。如果實驗成功便可以將其上升為科學理論載入史冊,自己也名垂千古,但最可能的結果往往是實驗失敗了,這位科學家要麼改進實驗方案再做一次,要麼推翻自己的假説,再去尋找新的課題。
要知道,美國政府投資的這20億美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00億美元,當年沒有任何一家研究機構或者私人基金能出得起這筆錢。很多人把舉國體制和集權制度等同起來,把後者在經濟領域的失敗擴展到了科研領域,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。
這些項目可以被稱之為「大科學」(Big Science),以此來區別於大家熟悉的傳統科研模式。從這個描述不難看出,舉國體制正是處理這類目標明確的大科學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,因為這類問題嚴重依賴科學家之間的通力合作,對創新性的需求相對較低。
整個過程相當於科學家和大自然之間玩的一場捉迷藏遊戲,充滿了不確定性。但歐盟政治家們被這個項目的經濟和政治願景衝昏了頭腦,幻想著有一天能當著美國人的面説:「雖然你們把太空人送上了月球,但我們製造了一個能思考的大腦。可惜這個項目違反了很多「大科學」項目的基本要求,比如目標過於模糊,方法和路徑也不確定,基本理論尚未明確等等,很多歐洲科學家早就對此表示了懷疑。參與計劃的每一名科學家都只在這場大戲中扮演一個小角色,把其中任何一個人單獨拿出來都沒有多大的價值,只有合起來才能成事。這幾個領域早有別人取得了成功,其目標和大致路徑都是清楚的這些規則要求我們保持開放、禁止人身攻擊、在進行討論前先找到各方都同意的基礎、反思自己是否陷入派系偏見、言必由衷、以及對暫時性的結果保持謙遜。
符合越多這些規則,就會越接近理想中的建設性討論。發言者在提出意見之前,沒有想過自己的意見與當下的問題是否相關、問題的重點位於哪個層面、目前能夠處理到什麼程度、整件事情接下來應該如何發展。
最後一個工具則是根據對方的主張,推導出一些可能的發展,確認對方是否願意接受。上述的這些思考方法,都能讓討論變得更建設性。
我們之所以要討論或開會,不是為了顯示自己比對方更聰明,而是為了釐清彼此的意見、找到真正需要爭執的問題、尋找事情的真相、或者找到事情該怎麼做。(詳情請見第六章) 《跟蘇格拉底學思辨》不僅整理了這些蘇格拉底方法,而且還在最後一章,根據這些方法中整理出建設性討論需要的十二項規則。
於是對方再次修改,說勇氣是能夠分辨哪些事情應該害怕。對方一開始認為勇氣是士兵在戰場上堅守陣地。涵蓋範圍太廣時,討論會無意間岔進不重要的支線。家人朋友在給予意見的時候,也經常會忘記實行所需的環境以及當事人承擔的壓力。
蘇格拉底又說,但堅守意志有時候是剛愎自用,於是對方改說勇氣是睿智地堅守意志。從抽象的規範推導可能的現實影響,可以更讓討論的各方確認是否都願意承擔事情的進展代價,也能避免不少親友好意的情緒勒索。
很多時候我們會堅持或反對某些主張,都不是因為重視主張本身,而是因為改變具有門檻、備過去的陰影綁住了視野、認同某些社群或友人、或者潛藏某些自己都沒注意到的擔憂或恐懼。蘇格拉底表示,這會讓「在明知事情將如何發展時堅守意志」也變成勇氣,但這聽起來一點也不勇敢。
這種時候我們會說出彼此矛盾的話,但人類不可能真正相信兩件矛盾的東西,只要能揭露表面上的自我矛盾,接下來就能開始了解背後可能的權衡、可能的心理困境、或者真正在意的究竟是什麼東西。當你把對方的意見盡量重述得聰明、善意、完備合理,對方會感受到你的尊重,省下許多解釋的功夫、避免情緒上的對立、也會加速討論進展。
這種方法如今稱為「善意理解原則」。明明只是喜好習慣的差異,對方卻要搬出一套大道理。當討論中各方使用的概念或視角似乎並未統一,或者心底開始嘀咕「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」、「我們為什麼要討論這個」的時候,修訂涵蓋範圍就會非常好用。首先,蘇格拉底會先問「所以你說的X是________嗎」,試圖重述對方的說法。
在《跟蘇格拉底學思辨》中所介紹的這套方法有時候叫做「蘇格拉底方法」。但他真正想要的是讓每個人盡量了解自己,不要被煞有其事的術語或說法所騙,能夠在龐大的知識之流中保有自我。
熟悉審議式民主的讀者可能對大部分的規則相當熟悉,因為它幾乎與哈伯瑪斯的審議民主規則如出一轍。這未必是他們的錯,因為學校與職場可能沒有教過這個。
蘇格拉底雖然不斷用這些方法,逼人思考困難的問題,變成古雅典的討厭鬼。我們會在討論時自然而然地拿這些工具來用,但卻未必符合當下所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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